“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改名是一种创作

俗话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取名是认真的慎重的，用名也是严肃的、稳定的。可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人们常常会觉得原名已不恰当，对原名也越来越不满意，直至最终改换原名。
改换原名也是取名的一种形式，改名的方式大致为主动改名和被动改名两种。
主动改名的原因，大多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意志、自身的思想身份发生了变化，或为纪念某事某物，某一灵感触动和不满原名字的音或形等等。
如20世纪前期，西渡留学之风浙盛，著名作家巴金原名李芾甘，在巴黎留学时，一度染尚巴桔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因此从两个人的名字中的首尾各取一字，改名为巴金。
聂耳，原名聂守信。由于音乐方面的天赋，加上他的姓氏由三只耳朵组成，于是都叫他“耳朵”。而聂守信觉得也不错，便改名为聂耳。
被动改名，一般是因为不满幼年按长辈意愿所取的名字，或在成长过程中遵循长辈意愿，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受封建避讳制度的制约等因素影响而被迫改名。
“文革”时，许多人纷纷取名卫红、学青、学彪、爱武、爱兵、永革、继革、卫东等。随着林彪、江青等人政治生命的终结以及那个时代的结束，这些名字使显得可笑滑，改名亦在所难免。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他在赴日本留学时，不小心在护照姓名栏里填上年龄“十四”。护照不能涂改，于是他就将十字添笔改为李，四字无法改。而李四这名又太不雅观，他无意间抬头看到光被四表的横匾，就在四后边加了一个“光”字。于是，李仲揆在纯属意外的情况下改名为“李四光”。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名是一种创作活动，像创作诗歌散文一样，改名也需要借助机遇和灵感。有时人们冥思苦想，搜肚索肠，终却一无所获，而有时随时灵动，却能“妙手偶得”地得一新鲜而有趣的名字。

1.以地名改名

以地名为名的习俗一般都有一段历史，或是父母有太多的牵挂，或是名字的主人自己难以割舍对曾经经历过的那段情怀，以出生之地，抚养之地的地点改名具有显著的纪念效果。
如文学家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出生于四川乐山地区，他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少年时光。后来他旅居全国各地，却如终满怀着对故乡眷恋之情。为了不忘生他养他的土地，他将四川乐山两条河流的古名沫水（即大渡河）和若水（即雅聋江）合起来，改名“沫若”。
除了出生地和抚养地外，还有极具其他意义的一些地名，也是可以用来改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原名齐纯芝。因古时从艺之人一般都有名号，在拜师学艺时，齐白石便请胡沁园先生给他改名。
胡先生说：“离你家不到一里的地方有个驿站叫白石铺，白石铺虽无名山大川，可田园风光倒也十分美好，我看你叫白石山人吧！”
齐白石欣然应允。但后来齐白石觉得四字有些罗嗦，便在题画时，常常只写“白石”二字。于是，久而久之，他便以齐白石为名。
以地名改名，特色鲜明，感情含蓄，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2.以谐音改名

在改名时不容忽略的一点，就是避免名字与不雅观的字谐音，否则，便应该更换名字。同时，如果名字音好，字却不雅，也同样是需要改的。这时，有些人就用同音或音近似而意义雅致的字眼代替。便如用晓梅取代幺妹，用桂香取代贵祥、用小楠取代小囡等。
电影《白毛女》中扮演喜儿的表演艺术家田华，原名为“刘天花”。因为其刚出生时，村子里正闹天花，其父为了使她不患天花，健康成长，便依照这信习俗，为女儿取名天花。
后来，天花参加了工作，成了一名小演员。她渐渐觉得这个名字不是很雅观，最终，她在剧团领导的帮助下，利用天花的谐音，改名为田华。
又如著名作家铁凝，小时候家里为其取乳名铁妞。后来，她便用乳名铁妞中的“妞”字取谐音“凝”字，确定笔名为铁凝。随后，她以铁凝为名发表了小说《啊，春雪》，并因此而成名，从此她就以铁凝为名。
谐音改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改换此名字，而间接取该字谐音字的字义。例如1947年3月，解放军决定撤离延安，前委要转入地下，中共中央机关都用代号，中共中央的主要人员也予以配合而使用化名。
毛泽东率先给自己取名，他说：“我叫李德胜。”取革命一定要胜利的意思。周恩来也想好了一个：“我叫胡必成，就是革命事业务必成工。”在江浙口音“胡”与“务”谐音。
从以上例子看来，谐音改名好像特别随意，没有规则，人们难以采用这种思路去改名。其实不然，只要真正用好这种方法，找到了相关的极富意义的谐音字词，改出的名字还是相当成功的。

3.言志改名

时代的变化总是风起云涌、迅猛无常，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为了表现其抱负和对理想的选择，使其名达到“名如人”和“名言志”的效果，有人会毅然选择改名。
徐悲鸿原名徐寿康，中国著名国家。从小家境不好，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但他从小就爱好画画。为了社会上谋生立足，常做苦工的他非常想进“洋学堂”读书，可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别人又不肯借钱给他，他深感世态炎凉，前途渺茫，不禁悲从中来，犹如鸿雁哀鸣，于是，他改名为“徐悲鸿”，立志发愤求学，靠自己的才能立身于世。
言志改名有两种倾向：个人倾向和国家民族倾向。徐悲鸿的改名就是以个人倾向为主。在这种倾向方面，还有不少改名的例子。
晚唐号称三罗之一的罗隐，原名罗横，他能诗善文，颇负盛名，且恃才傲物。他曾嘲笑朝迁公卿权贵：“是何朝官？我脚来笔，亦可敌得数辈。”正国为如此，所以10次应试皆不第。而与罗横完全不同的是，一个耍猴的因得到唐僖宗的喜欢而官居要职，这对罗隐自然是很大的刺激。于是他归隐乡林，并改名为“隐”。
太平天国领袖手旁观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后改为秀全。因“秀全”二字是由“禾乃人王”四个字组成，而其中“禾”谐音为“我”/于是“秀全”便解为“我乃人王”。其意一目了然，这反映了他非凡的抱负和追求。
革命时期的爱国知识分子李公朴原名李永祥，其兄弟四人从大到小按“仁义康祥”的顺序命名。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不满“仁义康祥”的封建意识，便改名为“公朴”。“公朴者，公仆也”。表示他愿做人民的公仆。
由于国家民族倾向而改名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如萧楚女原名萧秋，中共早期著名的宜传家。后在湖北时，因对屈凉《离骚》“勿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之句颇有感触，便毅然改名为楚女。以“楚女”为名，表示其为国奋斗一生，奉献自己的无私胸怀。
周立波，原名周绍仪，周风翔，著名作家。20岁时投身下革命，之后参加鲁迅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便立志在现实主义文学领域有所作为。为了时刻鞭策自己，他以英语Liberate（解放）一词的读音“立波”作为名字，终生使用。
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原名彭家睦，其父为他取此名是希望一家团结和睦。可长大后作为时代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同样有着强烈的献身祖国建设的情怀。1956年，他自动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并要求从上海调到新疆工作，他下决心正式改名为“加木”。他说：“加木合起来就是‘架’字，我要在上海和新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跳出小家庭到新疆去，为新疆建设添材加木。”
对言志改名来说，不管是个人倾向还是国家民族倾向，都能表现改名者的思想和志趣，促使改名者在名字的激励下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4.增减字改名

增减字改名，主要是指在原名的基础或减少一个字，从而赋予原名新的含义，成为一个新名。
成龙原名陈港生，在他8岁时，其父将他送到香港著名武师京剧武生于占元的中国戏剧学校学习，按照学校传统惯例，学生们每人取一个艺名，其中必须含有校长的名字中的一个字。因校长为于占元，于是陈港生被改为陈元龙。后来，罗维导演正式给陈元龙改艺名为成龙。
古元是著名的当代版画家，在他出生后，父亲为使他一生平安幸福，便虔诚地把他认寄给关帝庙的关圣大帝，并因此而将他取名为古帝源。
古帝源长大并到延安以后，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合科自己的理想志向，于是就去掉名字的前一个字，同时又把后一个字改用同音的元，就这样，他的名字就由古帝源变为古元了。
又如闻一多先生，原名家骅，后由于觉得俗气，便改为单名一个“多”字。可不久他又发现叫起来不跑龙套顺口，同学建议他在中间加个“一”字，好听好记，他欣然接受，于是又改名闻一多。
还有成荫，原名成荫五，著名导演，著名影片《南征北战》的编导。由于很喜欢绿树成荫这个成语，便将成荫五中的“五”字去掉，改名成荫。这样，顾名思义，让人立即有绿树成荫的联想，使人欲亲近的感觉油然而生。
像以上这种增减字的改名方法，具体实例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增减改名方法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增减字的偏旁部首，从而产生新的名字。
其实，增减偏旁部首这种改名的方法，实质上也是累加取名法和拆字取名法（如白水泉，著名作家舒庆春，字舍予等）的一种形式，只不过这种改名方式就更妙了。
如王复羊，原名王复祥，著名漫画家。后将名字中“祥”字的示字旁去掉，这样其名就改成了王复羊。
又如高士其，原名高仕琪，是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作家。由于他看透了旧社会的黑暗与政治的腐败，非常气愤与不满，愤然改名高士其。对此，他解释说“去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为钱。”说到做到，高老的这种高山风亮节一直保持一生，他也因此而更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喜爱。
无论是增减字改名，还是增减字的偏旁部首改名，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真正能改出一个好的名字来，还是要经过一番创新的思考和周全的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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