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婴儿取名字之提倡四字名

　　人类的命名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象征系统，取决于社会组织方式的发展变化，人类社会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不同的命名体系。我们可以大致把由图腾到姓名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图腾阶段、符号阶段和姓名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人类社会的三种组织形态，即氏族社会、部落社会和政治社会（国家）。由氏族，经部落，到国家，人类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其组织方式也日趋复杂，作为人类社会结构之象征体系的命名系统也随之而嬗变演化。

　　在原始氏族时期，氏族成员对图腾奉若神明，他们认为图腾就是他们的祖先，而他们就是图腾动物或植物的后代，因此，他们直接用图腾动物或植物的名字来称呼和命名自己，熊氏族的人称自己为熊，狼氏族的人称自己为狼，他们甚至会认为自己就是熊或狼。图腾动物的特征会渗透到人的行为方式中去，从而影响了人的品性，这一点已由文化人类学家的考察所证明了。万物有灵论者根据这一现象，会说某一氏族的人之所以会选中某种动、植物为图腾，是因为他们发现这种动物或植物身上有某些特点与其自身的某些品格特征相似。这种解释实际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它认为人天生自然就会具有某种由图腾所象征的品格特征。但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人是文化的造物，人的品格特征也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因此，与万物有灵论的解释相反，不是由于人天生具有的某种品性使人选择了某种具有此种品性的动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而正是图腾这种文化象征物的特征塑造了氏族的品性。图腾仅仅是一个标志，一个象征物，但象征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它还通过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而反过来塑造世界！

　　这一点也适应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名。名字与被其命名的人之间并无本质上的联系，也就是说，名字是随意地约成俗定的。但是，仅仅在理论上说是如此，没有哪个父母会随便抓过一个字就用来作为自己孩子的名字，他们总是煞费苦心地为孩子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因为，当一个男孩被命名为"斌"时，他长大后或许果真会注意文、武双修，从而成长为一个能文能武的有用之人；而当一个女孩被命名为"婉"或"静"时，她懂事后或许真地会把这些字眼的意蕴作为追求的理想，从而出落成一位娴静文雅的姑娘。--自然，文明社会中人的姓名与其品格之间关系已远没有原始氏族社会中人的图腾与其品格之间的关系那样密切了。

　　部落是较氏族更高级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相邻而居的氏族由于其共同的种族、语言以及血统上的亲缘关系等联合为部落，部落中的各个氏族都有其各自的图腾。千奇百怪的图腾争奇斗妍、相映成趣。多种图腾共处的情形导致了图腾原本具有的神圣性和神秘性的淡化。在氏族时代，氏族成员无法将自己与图腾物区分开来，人与兽（图腾动物）浑然未分。但在部落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图腾浑然杂处，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图腾却对应于面貌、品性大同小异的人，这一点很容易使部落社会的人们认识到人与图腾的区别：人是人，图腾是图腾，图腾仅仅是各个不同氏族的标志。于是，图腾恢复了其作为氏族或人群象征物的本来面目，氏族社会所赋予图腾物的神性灵光消失了，图腾物不再是祖先，不再是亲属，图腾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如今只存在于神话中，而不再会有人把它当真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氏族在部落中相与杂处，各个氏族之间的区分和标识愈显重要，因此，在部落社会中，图腾的标识或徽志作用被突现出来。图腾不再是神，而只是氏族标识自身并与其他氏族区别的符号。图腾既然被主要作为标志物，人们也就不必只有用图腾生物本身来标志，任何能体现图腾物形象特征的东西都可以充当图腾的代用品，起到标志物的作用。于是，此一时期的人们就用各种材料雕刻或绘制成图腾的形象，如用木桩刻成的图腾柱、用兽骨或石头刻成的图腾饰件、绘在房屋上的图腾壁画、陶器上的图腾纹饰、图腾纹身、图腾面具、铜器中的图腾浮雕图案等。总之，部落社会的图腾被符号化、图案化了，因此，我们不妨称这一阶段的图腾为符号化图腾。

　　图腾的符号化为图腾演变为正式的姓氏架起了桥梁。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最初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即以图形表示意义的文字，它通过模仿事物的形象指谓此事物，而一旦这一绘画形象被赋予读音，它就成了文字，此即象形文字，汉字即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

　　随着地缘意义上的民族发展起来，政治国家也就呼之欲出了，此时的社会组织结构更为复杂，规模更为庞大，政治事务也日渐纷繁，较之口头语言更能可靠的保存信息并更为有效地传播信息的书面语言（文字）应运而生了。随着文字的产生，人类社会就迈进了文明的门槛，而由符号化的图腾演变为文字化的图腾。

　　现在的国人已经不再使用名、字、号了，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提速”，名、字、号在我国大陆渐渐成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而它们所反映出的时代和社会的特征，也渐渐脱离了对现代人的影响。

    姓氏资源严重匮乏，并且姓氏比例严重失调的姓名环境。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明代陈士元编的《姓镌》共收单姓、复姓3625个。但是到了1978年，有关部门通过户籍和邮电部门对七大城市汉字姓氏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所得的姓氏总数则变成了2587个。其中，北京市2250个，上海市1640个，沈阳市1270个，武汉市1574个，重庆市1245个，成都市1631个，广州市1802个。每个城市才平均保有1630个姓氏！由此可见，姓氏衰危的现状确是堪忧！

　　 可是这种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小农经济的古代，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汉文化的包容性并且随着历史上的数次民族大融合（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民族，纷纷取用汉姓汉名。比如南北朝北魏孝文帝就规定，鲜卑人的三字四字姓全部改为单字姓，于是贺兰氏变成贺氏，拓拔氏变成元氏，屈突氏变成屈氏）以及历史上的宗族、王族、权贵们的势力影响（皇帝老子三宫六院，美女如云，往往幸出许多公子王孙来，而这些公子王孙也大都妻妾成群，奴婢满屋，如此必然姓氏影响力越来越大）以上两种现象就象滚雪球一般，逐渐吞噬了很诸多小姓氏。本来满清女真入关以后，历经了200多年的风雨，像是爱新觉罗，叶赫那拉这样显赫的皇族大姓影响不小，奈何国运式微，兵荒马乱之劫后，姓氏大大减少。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由于意识形态的左倾，更使得姓名多灾多难，姓氏的严重匮乏，加上带有时代烙印的名字的盛行，（以"红"字为例，据1984年1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姓氏人名用字分析统计成果鉴定会的统计分析，建国前"红"字入名的比例是0．136％，而到了十年文革时，猛增至2．151％，跃居人名用字的第1位，足见一代时尚。）必然造成姓名的雷同化！

　　再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姓氏比例严重失调问题，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先生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抽样资料，依据各地人口的比例等距离抽样，严格按照统计学原理推算出下列结论：一 我国最大的三个姓氏是李、王、张，分别占总人口的7．9％、7．4％和7．1％。三大姓氏的总人口达到2．7亿，为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同姓人群。 二 当代中国100个常见姓氏中，集中了全国人口的87％。其中，占全国人口1％以上的姓氏有19个，分别为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和马。历史上，中国大约有一半的人口一直集中在这19个同姓人群中。 三 中国的同姓人群在地区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在北方地区，以王姓为第一大姓，约占人口的9．9％，其次为李、张、刘；在南方地区，则以陈姓为第一大姓，大约占人口的10．6％，其次为李、黄、林、张；在南北过渡型的长江流域地区，第一大姓为李，大约占人口的7％，其次为王、张、陈、刘。

　　正是因为姓氏资源严重匮乏和姓氏比例严重失调的双重作用，加之十三亿人口存量的巨大挤压才造成了 沈阳市有“刘淑珍”四千八百余人，有“王玉兰”四千三百余人，有“王伟、李杰、李伟”各三千余人。天津市有“张力、张英、张健”各二千余人、广州市有“梁妹、陈妹”各二千四百余人的悲观新闻。